2005年１０月，方光华教授应邀回母校讲学。18年后重回母校，方光华有太多的感触，言语中流露出对母校无限的感激与眷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采访了这位儒雅、博学的年轻学者。
记者：重回母校，您对母校的发展有何感想？
方光华：1983年－1987年，我是湘大历史系的一名学生。这次重回母校，看到母校的建设与发展，我感到激动、骄傲和自豪。今天的母校，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校园环境，都已是今非昔比。我们刚到湘大的时候，只有南校区很少的几栋房子，北校区正在规划和建设之中，条件之艰苦不言而喻。
记者：您在1946伟德官方网站求学期间，您认为学校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方光华：母校让我懂得做人要有一种进取精神。当时学校的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校园中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很丰富，老师和同学对国家发展都很关心。我在其中深受感染，很自觉地激发出一种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愿望。
母校自由的学术氛围也使我颇受教益。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基础课的老师，都很注意介绍最新的学术动态，引导我们去独立思考。母校图书馆的基本资料比较丰富，图书馆的老师也很热心为学生服务。在母校的四年间，除了课堂学习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教师阅览室的曹老师大概是因为看到我经常去那里看书，破例让我进入阅览室查找自己想看的任何一本书，在她的宽容中，我阅读了不少书籍。
记者：您为何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感兴趣呢？
方光华：我有志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做点研究与母校老师的指点是分不开的。大二暑假，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安排我们到西安考察实习，古长安丰富的文物古迹使我深受震憾。大三，杨逊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系里指定杨逊和余明光老师作为我的辅导老师，杨老师要求我背一点《论语》、《孟子》，余老师希望我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内涵特点做些分析，后来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天人三策”为题。在他们的指点下，我才开始把学术的兴趣集中到思想文化史上来，并报考了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
记者：您能简单谈一谈您的学术研究吗？
方光华：我到西北大学研习中国思想史，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佛教与中国本体思想的关系。佛教思想文化史是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热点。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任继愈等史学大师，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在佛教经论的阅读中，我感到关于世界观念、人生境界、文化理想的论述，佛教与孔孟老庄都有很大区别，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０年间，我曾经以本体思想为核心，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硕士毕业时，我的老师张岂之先生正在主持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希望我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做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我们原有的经、史、子、集的分类传统让位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产生了许多有独立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学科，学术著作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哪些理论命题，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很关心的问题。我花了一些精力研究近代学术形态的发展变化，撰写了《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论》和《刘师培评传》，对近代经学的变异、对２０世纪初关于传统学术如何向现代学术过渡的讨论、对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中国学术的三种典型流派，都提出了一些想法。
但我对中国古代本体思想难以释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告一段落后，我又撰写了《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一书，力图从中国思想发展的延续性勾勒出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的演进线索，揭示以本体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理念的变化，阐述中国文化精神生动的创新过程。
记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主要感受？
方光华：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基本上还是处在起步阶段，谈不上有多少感受。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感受，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有资料的积累，离开资料，难有富有生命力的创新。但仅有资料积累很不够，它只是为我们提供观察历史的一种凭据。做研究还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能力：理论洞察能力、方法把握能力、解决问题能力。２０世纪历史学反复证明，合乎实际的理论洞察是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主要动力，也是史学著作保持魅力的主要原因。一部史学著作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它们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也在于它把具体认识结果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层次，提出了具有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理论框架，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判断一种人文研究成果在学科中的位置，除了看到它的具体研究内容之外，还应当看它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整个学科有没有贡献，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记者：您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被教育部列入国家首批精品课程，能谈谈这门课程吗？
方光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西北大学富有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之一。它的宗旨是，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通过重点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有所了解，提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修养。由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哲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多门课程共同构成。
我目前虽然主持这门课程，但下工夫比较多的还是中国思想文化。我力图从文化看思想的演进，从思想看历史的精神，从而阐释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把中国历史上最根本的最有价值的人文精华挖掘出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它在不断地变化，就像长江一样波涛汹涌，充满活力。比如汉帝国汉族的形成，就是我们融合黄河与长江文化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较好地解决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沟通融合，然后有隋唐帝国。明清以来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逐渐走向世界舞台，应该说，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之路。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总能够战胜困难，不断前进。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她有一种生机，一种活力。可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把历史的面目搞得很可怕，也让学生对历史望而生畏。这很难解释中国文化为何如此绵延不绝。我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门课程，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告诉给学生，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力量是我们的财富，一方面对个人的修养是一个提升，另一方面，会使我们的现代化眼光越加深邃，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
记者：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方光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世纪的学者，批判是主流。这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促使人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我们以前的确是批判得过头了，把一些不应该否定的东西也否定了，这个应该反省。但到了世纪末，有人主张“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看法我并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的不足很明显，不能一味盲从。我觉得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搞清中国传统文化，搞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树立科学的态度。同时，对二十世纪处理古今、中西问题的一些基本经验也应珍惜。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必须服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于今天的现实，特别要认真探索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从理论上阐述思想文化的现代效应。
记者：在教学的过程中，您特别强调与学生的交流，在和学生的交流中，您个人有什么感触呢？
方光华：教学相长。教与学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比较实际的东西，解惑是教学的目的，传道就很根本、很理想了。同时与学生的沟通，不仅能够帮助老师调整好教学思路，促使老师思考怎样的教学方式更适合年轻朋友，也能使老师感受到知识传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对母校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方光华：近年来，教育部在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如“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９８５”工程以及“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程”等，这些工程推动了高校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提高了高校的知识传播和创新能力。但众所周知，高校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我高兴地看到母校已经进入省部共建学校的行列，母校可以利用这一机遇，根据自己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扬长弃短，在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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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光华，1966年１月生于湖南益阳，1983至1987年就读于1946伟德官方网站，获历史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３年就读于西北大学，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文博学院院长，现为西北大学副校长、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陕西省人民代表、西安市政协委员。方光华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被授予“陕西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标兵”称号。
（《1946伟德官方网站报》记者 蒋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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